中超可以从CBA的经营模式中学到什么？

文丨橘猫看球

编辑丨LDZZ

下赛季中国足协三级职业联赛准入材料提交大限已至，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又将有一批俱乐部要和球迷说再见了。与此同时，23/24赛季的CBA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同为顶级联赛，不同于近些年屡有球队解散的中超，CBA的20支球队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

CBA球队是如何做到持续经营的？俱乐部能否盈利？中超能从中借鉴什么？让我们透过在新三板挂牌的广州龙狮（871888）和南京同曦（872371）二队，一窥CBA俱乐部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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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利润情况

从战绩上看，龙狮和同曦基本都排在CBA中下游，可谓平民球队的典型，没有太多耀眼的荣誉加身，也没有大笔的投资，正适合作为研究对象。

下图展示了龙狮和同曦2014年到2023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情况，其中黑色数字为盈利，红色数字为亏损。两家俱乐部2017年前后脚登陆新三板，利润走势基本趋同，挂牌后的前四年，即2017年到2020年，均保持小幅盈利；之后受到疫情影响转为亏损，2021年和2022年，龙狮分别亏损1600万、2600万，同曦则是2400万和1600万。与新三板挂牌6年巨亏76亿的广州足球俱乐部相比，这个亏损额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可以预料，假如没有疫情的打击，CBA球队完全可以做到持续盈利。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会计法》规定公司会计年度为自然年，而CBA与NBA、欧洲足球同为跨年赛制，披露的年报与实际经营周期存在错配的情况。

从两家俱乐部的历年利润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说，一支平民CBA球队也许不怎么赚钱，但也不会特别亏钱。

收入来源

从龙狮和同曦的情况来看，主要的收入来源包括联赛分红、冠名费、关联方广告、政府补助、转会、门票、赞助等其他收入。两家球会的收入结构不尽相同。背靠广州市场的龙狮收入规模更高， 18、19两年营业收入和政府补助一度合计过亿，几乎是同曦的两倍之多。2023上半年，龙狮创收近7,000万，超越了18、19年同期。下面详细看一下各个收入来源的情况。

- 联赛分红

联赛经费收入，也就是俗称的联赛分红，构成了CBA球队收入的基石。2015年时两队获得的分红只有几百万至千万的量级，自2018年起，已经稳定在两三千万的水平，最高的是2019年，两队均分得3300万；在最低的2021年，两队仍然分到了2500万和2300万。虽然比不得“金元中超”巅峰时的大几千万，却也胜过如今“落魄中超”的800万，堪称“稳稳的幸福”。

- 冠名费

CBA球队的另一块支柱性收入是冠名费。在这项收入上，龙狮和同曦代表了两类不同的俱乐部。

龙狮在22/23赛季之前一直由外部赞助商冠名，先后以“佛山农商银行队”、“广州证券队”、“时代中国广州队”等名字征战CBA，冠名费从最初的1000万上涨到2021年最高的3100万，量级上与联赛分红相当。2022年收窄为1600万，2023年则没有了这项收入。

而同曦在这方面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一直由母公司同曦集团冠名，定价参照市场水平，最初也是1000万一路上涨到2018年最高的2300万，略低于同期龙狮的冠名费。虽然避免了球队名称更迭给外界带来的困扰，却也给母公司带来了一定负担，从历年关联方收入的变迁来看，疫情三年同曦集团的日子应该并不好过，给到同曦的支持一度降到了百万量级。

同曦的关联方冠名，与龙狮的关联方广告，在实质上可以认为是同一类收入，即俱乐部所有者通过购买广告的方式，给球队投入的运营费用。龙狮也一直有来自关联方能兴控股等公司的广告收入，与关联方收入占比高达三成的同曦不同，龙狮的关联方收入更像是调节报表盈亏的补充性收入，在收入中的占比保持在16%以下。

仅就收入而言，有外部冠名的俱乐部比没有外部冠名的经济状况要好不少。

- 政府补助

除此之外，政府补助也是一块“稳定”的现金流来源。财大气粗的广州市体育局每年为龙狮提供的扶持奖励经费高达千万以上，最高达到了2021年的2100万；对比而言，南京对同曦的支持就要弱不少，每年基本维持在几百万上下，最高为2022年的900万。

- 其他收入

龙狮疑似由老板“刷脸”带来的非关联方赞助收入规模也不小，在2017年一度达到2800万，近几年基本都在1000万上下。同曦在这方面的收入较低，最高不过2019年的600万。

有趣的是，门票收入在两队收入中的占比都很低，均不足一成。篮球场馆容量本就无法和露天足球场相比，2023赛季中超场均上座人数近两万，而大多数CBA球队主场容量也不过几千而已。之前的龙狮和同曦成绩不温不火，球市不好也在意料之中。更何况疫情三年，门票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整体而言，联赛分红和冠名费是龙狮和同曦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补助规模稍小但胜在稳定，转会等其他收入要看“天”。两队的盈利都少不了关联方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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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控制

哪怕是对比如今的中超，龙狮和同曦的收入水平也算不上多惊人，更值得研究的是两队的节流之道。

两队的营业成本，即球员、教练的工资和转会费支出，基本和收入规模呈正比。龙狮近几年的营业成本在1亿上下，同曦则在6000万左右。即便是亏损较大的年份，两队营业成本与总收入的比值也没有超过2倍，超支规模相对可控。

而中超则是另一个世界。根据《足球之夜》披露的数据，后金元时代的劲旅武汉三镇队2022年收支比约1:32，2023年前9个月收支比约1:5，赤字数以亿计，可谓触目惊心。

篮球俱乐部阵容人数远少于足球，在成本控制方面固然具备优势，但CBA联盟的工资帽制度才是根源。当中超还在实行一刀切的6亿“投入帽”和500万国内球员“限薪令”时，CBA早已效仿北美职业体育，制定了一系列动态、细化且透明的工资管理制度。

CBA联盟会根据新赛季预算确定工资帽基准值，23/24赛季的基准值为2,400万，由此推导出每队国内球员整体基本工资上限为4,200万，下限为1,400万，外籍球员整体薪酬限额为425万美元。这只是一个“软帽”，超出上限部分需根据标准缴纳规定比例（50%-200%）的调节费，然后平均分配给工资帽合规的其他球队。

CBA同样对单一球员顶薪有所限制，23/24赛季国内球员基本工资顶薪为600万，这个是不可超越的“硬帽”，类似的“硬帽”还有国内球员赛季整体绩效工资限额（最高档冠军为2,000万）和国内球员单场赢球奖金限额（最高50万/场）。

CBA还对球员合同等级进行了划分，共分为新秀合同（A1/A2）、保护合同（B）、常规合同（C）、顶薪合同（D）和老将合同（E）五个类别，适用不同的管理细则。每队同时最多拥有3名D类合同球员，与其他类别合同的工资差距至少要有50万。赛季开打前，联盟将对各队国内球员注册信息进行审核并实时公示。

本赛季龙狮2人获得顶薪合同，同曦挂零

上述规定都可在CBA官网查阅，制度原文长达248页。相较之下，中超的相关制度不仅粗糙，监管也难言到位，更缺乏透明度，执行效果天壤之别也是理所当然的。

2016年至2022年7年间，龙狮和同曦的累计亏损额仅为4600万和100万，根据财报信息挖掘，同期两家俱乐部的股东和关联方以增资、往来款和赞助的形式分别投入3.36亿和1.87亿，年均投资强度分别为4800万和2700万。

总结下来，龙狮和同曦虽然并没有做到自负盈亏，可给予股东的投资压力不算很大，考虑到球队为母公司带来的品牌效应，这样的投资水平相对可以承受。从整个CBA联盟的角度看，得益于合理的支出控制体系，球队收支更平衡状态，这便是持续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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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能学些什么？

公平地说，篮球和足球两项运动发展的底层逻辑略有不同，篮球发源于美国， CBA效仿NBA的封闭联盟模式，择优录取成员球队，一方面保证了俱乐部和投资人的质量底线，另一方面，20家球会的老板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更利于工资帽、选秀等平衡机制的应用。

在商业化的氛围上，两项运动也表现出了明显差异，为何单单要求足球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禁止易地搬迁，而不是篮球？这也是两项运动的基因决定的。时至今日，欧洲足坛球迷与资本的对立戏码仍不少见。在这样的基础上，CBA和中超的路线差异可以预见。

此外，中国篮球并未经历金元中超时期和地产行业的强绑定关系，没有享受相应的红利，也不必承受更惨痛的代价，保持了相对稳定和纯粹的经营环境，这是一个偶发影响因素。

尽管大环境迥异，足球联赛的管理者仍然难辞其咎。学不了CBA、NBA的工资帽，总学得了欧洲足球的弹性支出控制，无论是财政公平法案（FFP）还是西、德、日各具特色的准入制度，若能提早五年全面贯彻学习其中一个，中国职业足球也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境地。

一个发展了近30年的职业联赛，时至今日仍然只能靠一刀切的手段，长期缺乏细化的制度设计，遑论公开公正地执行了，实在说不过去。

长达119页的欧足联财政新规

实际上，CBA整体的商业开发程度也难言优秀，球迷经济同样处于起步阶段。即便如此，也值得足球同行好好学习了。

● 除了科学细致可执行的支出控制体系，合同分类制度也可以纳入工具箱，这也是来自隔壁J联赛的经验，也许能在刺激年轻球员留洋等特殊目的上发挥作用。限薪时也别光顾着限高薪，工资投入下限、球员的底薪水平是不是也该有所保障？

● 此外，CBA在球员注册信息上的透明度也值得称赞。几年前前任足协管理者还曾放话，中超球队的财报将公布给全社会共同监督，而如今能让审计机构查明白真实流水恐怕都是奢望…

● 至于最近广泛讨论的恢复球队冠名，在此可以提出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一个连基本的胸前广告都卖不出去的联赛，冠名真能卖得好吗？本赛季连CBA都只剩7支球队有来自非关联方的冠名了，由于球队更名频繁，到头来人们记住的还是俱乐部名，冠名权卖不上价，最后也成了鸡肋。

冠名不是仙丹，本质问题在于，中国职业体育现阶段尚未建立坚实的社区根基，也不具备理想的受众服务能力，职业体育不职业，何谈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