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八一体工大队召开了红山口会议，足球走上职业化改革的道路，至今已满30年。

2001年10月，浙江队老总宋卫平向足协递交了一份“黑哨名单”，足坛迎来第一场打黑风暴，最终以牺牲龚建平一个人结束。

2009年9月，公安机关端掉了一个利用赌球非法牟利的团伙，足坛迎来第二场打黑风暴，最终以足协官员谢亚龙、南勇、杨一民、李冬生、蔚少辉等人，非国家工作人员范广鸣、张健强、吕锋、邵文忠、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等，球员祁宏、江津、申思、小李明等获刑服役结束。

2022年11月，前国足主帅李铁被带走调查，助教郑斌、球员张鹭，足协刘奕、陈永亮、陈戌源……足坛迎来第三场打黑风暴，正在狂飚之中……

我是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开始关注足球，并在1994年首届甲A联赛期间成为足球迷。同时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30年的旁观者、见证者之一。在中国足球的伴随下，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不惑中年；在中国足球的影响下，褪去了幻想的激情，沉淀下思索的痕迹，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国铁杆足球迷的半辈子亲身经历。如今，大家已不会再执着于恐韩症、逢日不胜，更不会再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大疫不过三，中国足坛贪腐之疫，能否在三次打黑风暴过后真正终结？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究竟路在何方？ 88年的国足还能在客场完胜日本晋军汉城奥运，然而经过30年的职业化之后，国足却在大年初一也能完败越南无缘世界杯。众所周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职业化改革就代表着足坛的生产力，那么，事实已多次证明：为职业化提供的生产关系显然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成为了阻碍发展的极大阻力所在，也不应该再用“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之类作为搪塞之词了。

不少主流观点认为：欧洲的职业联盟模式，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希望所在。我个人认为未必。职业联盟能够满足生产力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联盟中绝大部分集团代表都是真正职业的、专业的。而在我国，这个前提根本不存在。没有多少个球队在30年里没有易主，没有多少个俱乐部能实现足球生意上的自负盈亏，没有多个老板老总能一直保证球员不被欠薪。因此，即使生搬硬套搞出来，也注定是个打着“职业联盟”旗号的“不职业联盟”，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不光四不像，而且还可能把持续欠薪、阴阳合同等彻底职业化、合法化。

一种可参考的中国足坛顶层组织设计形式

抛砖引玉：中国足球事业顶层组织设计砖图

如上图所示，相比起当下，这种组织形式有以下三个关键变化：

第一，体育总会剥离与足球运动相关的所有职能，将足球协会提升为与体育总会平行的同级别组织；（必须）

第二，成立一家专注于发展职业足球的央企，能起到发达国家职业足球联盟的作用，隶属国务院下属的国资委管理；（必须）

第三，体育总会与足球协会从国务院转移给政治协商会管理，进一步与世界接轨，加强体现群众性方面的组织建设工作。

足球贵为世界第一运动，即使国字号在世界上排名落后、水平不高，但依然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喜爱，对发展始终抱有真切的期待。因此，中国足球市场必然前景广阔、发展空间无限，自然也必然招来一大批专谋私利的钻营之徒。只有建立起适应职业化足球发展的生产关系，健全好足球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规则，才能真正实现30年前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中国足坛的所有从业球员，都必须保持纯洁的心灵、清醒的头脑，踏踏实实踢球；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勤恳恳履职。即使不能让中国足球事业实现飞跃而流芳百世，也能获得大家的认可与尊重。切不可以在私利面前肆意放纵、玩火自焚，以致于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