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癫痫发作，他盯着球场却看不进比赛。他的竞技场是看台，那是他的战场仅仅是对方球迷的出现就已经构成了不可饶恕的挑衅。正义并非生来就崇尚暴力，但邪恶让它别无选择。敌人永远是错的，应当遭受一顿暴打。”

——《足球往事》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球迷，是足球文化中极其重要，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与所爱的球队共享欢笑，同担落寞，将球队的颜色披在身上，融入自己的生活，将足球内化为生命不可或缺的那部分。他们，或一场不落地随球队南征北战，在看台上摇旗呐喊，或每周准时守在电视机旁，为场内的瞬息万变拨动心弦。

（笔者的主队罗斯托克，球队举行球迷活动时的盛况）

然而，如同硬币有着正反两面，球迷文化忠诚与热血的一面背后，也有着名为过激与暴力的阴影。

北京时间3月16日凌晨4:00，那不勒斯与法兰克福的欧冠1/8决赛开始前，部分法兰克福极端球迷在那不勒斯市中心打砸放火，与当地居民，警方产生冲突，这些球迷在被要求乘大巴返回酒店时，又在途中遭遇了那不勒斯球迷的攻击，愤怒的极端那不勒斯球迷向大巴车投掷石头和瓶子，造成了大巴车的损坏。

（法兰克福极端球迷在那不勒斯市中心放火）

事实上，各国足协都对球迷暴力行为制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在被认定为“有风险”的比赛开始之前，球队也会提前做出相应的部署措施（比如增加警力，加大进场前的安检力度，加固主客队看台的隔断），然而，这并未起到很好的限制作用，仍然有球迷将内心翻涌的狂热诉诸于暴力，球队仍然要时不时为自家球迷的不当行为买单，上交相当数目的罚款。

比如罗斯托克与圣保利的德比战，罗斯托克当地球迷在看台大肆燃放烟火，比赛因为球迷投掷烟花被迫中断，甚至出动了防暴警察应对这种局面。事后，俱乐部为此付出了一大笔罚款……

身处嘈杂而拥挤的球场，燥热不流通的空气，摩肩接踵的人群，震耳欲聋的歌声呼喊声，每一处空间都弥漫着相当浓度的躁动。

（罗斯托克与达姆施塔特的比赛现场，火光四起，烟雾缭绕）

疯狂的球迷们被划分在同一个区域，于是个人的情绪随着群体的感染而释放，一群球迷共同的狂热行为会引起更多人的模仿，身处群体之中的安全感又弱化了个体对暴力的担忧……这样的环境，无疑是酝酿狂热情绪的催化剂。

还记得曾经的欧超风波吗？英足总对有参与意愿的俱乐部做出过如此的陈词：“……参加欧超的俱乐部，背叛了英格兰足球的社区性，是不为广大球迷所接受的！”

足球这项运动，从诞生之初就自带社区属性。根植于默西塞德郡利物浦区的埃弗顿，见证百年社会阶级恩怨的博卡与河床，依托煤矿与煤矿工人社区而起的沙尔克04……各地区大大小小的球队，伴随社区共生。在足球场上，需要团结，信任与配合，这些品质，如同马克思所说，是工人阶级长期锻炼出的“特性”。

（河床足球俱乐部的忠实拥簇。众所周知，博卡青年是博卡区贫苦人民的一大精神寄托，而河床则代表了富人街区的意志）

这种特性与社区集体感，将球迷们紧紧连接在球队周围，却也带来了名为“排外”的副产物。当“非我族类”者入侵球队领地，对方球迷便成了可攻击的目标，甚至希望侵入对方领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社会环境的稳定程度高低，同样是影响暴力事件产生的因素。动乱的大背景，往往会催生令人愤慨的行为。

1994年世界杯期间，一群狂热的球迷烧毁了失败的喀麦隆守门员约瑟夫·贝尔的房子，而哥伦比亚球员安德雷斯·埃斯科巴在麦德林被枪杀，埃斯科巴在世界杯比赛中不幸打进了一粒乌龙球，在极端球迷眼中，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叛国行为。

（圈出的球员即为埃斯科巴，一粒乌龙球，竟在不久后变成了夺去他性命的子弹）

按照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我们可以发现，1994年世界杯前几个月，根据“大赦国际”发表的一篇报道，“在1993年有数以百计的哥伦比亚人‘未经法定诉讼程序就被军队及其议会的同盟者处死。这些法庭外死刑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政治立场不明的人’。”

动荡的社会，阴霾笼罩下的人民，一粒乌龙球，一颗射向球员的子弹，这样以悲剧收场的暴力行径，本不应该产生，本不应该有人以生命为代价，为混乱的政局承担人民的怒火……

（打进乌龙球后，埃斯科巴落寞的背影）

还有一些冲突，来自于观念的差异。过大的意识形态差别，催生了罗斯托克与圣保利这对德比。每次德比战，警方都如临大敌。

（圣保利球员在波罗的海球场插上了海盗旗，象征他们征服了罗斯托克。球员尚且如此，球迷之间剑拔弩张的程度可想而知）

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当地的经济状况。时常见诸报道的“足球流氓”，大部分都是工人阶级，或是自认为底层阶级，内心充斥着不安与躁动的年轻人，这些人生活在因工业而兴起的，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他们的生活大多平淡而拮据，足球，是枯燥生活中寥寥无几的调剂方式中，最有效，最能肆意释放情绪的那个。不要忘了，现代足球，正是这群年轻人的某些工人祖辈，于繁重劳累的工作闲暇，在街头巷尾发明的运动。

（一份统计表格，暴力行为与经济因素的关系）

生活困窘的极端球迷，试图通过斗殴，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日子里才没有莎士比亚和拜伦。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都充满着荒诞与挣扎，这种挣扎、愤怒、空虚与无奈，都在绿茵场上找到了突破口，去光明正大地发泄，在伦敦最热闹的地方尽情肆放……”

无论如何，热爱与极端是两码事，忠诚不能成为疯狂行为的借口，信仰也无法为暴力途径打掩护，球迷闹事，被侵害的球迷和心爱的球队遭殃，就这么简单。

柯林斯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如此描述足球流氓：

“英国球迷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英格兰\'。"

"人们站在椅子上挥舞拳头，冲意大利路人、警察和小孩骂着脏话。"

"他们会高歌‘操翻教皇’。"

"六到八个人对着一名倒在地上的意大利男孩拳打脚踢.....”

这段2016年写就的描述，生动而精炼地概括了百年以来的极端球迷形象。球迷的不当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似乎也没有人能完美地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无法做到让所有球迷都冷静地遵守规则，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将某些种类的暴力烈度降低，用相对温和与仪式性的方式，取代粗暴的打砸闹事，用呐喊，用歌声，用tifo，用实际行动，用恰到好处的热情，代替披着忠诚外衣的不当行径。“我们胜利，我们失败，无论是输是赢，我们都很快活。”

毕竟，褪却各自主队的颜色，你我有着同样的忠诚，同样的热爱。在蓝天下，在绿茵上，我们有着同一个美丽的名字，那就是——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