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尚和他的法国队能够战胜阿根廷，那他将创造一项新的成就：成为历史上第2位率队两夺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第一个？这就不得不提起那位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洪流掩盖的伟大教练——维多利奥·波佐。

三度挂帅，他改变了意大利足球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自然是追溯此人的成长经历。1886年波佐出生于意大利都灵，自小家境殷实的他先后求学于法国、瑞士和英国，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欧洲大陆人一样，他是一名亲英主义者。事后证明，这一次英国留学经历让他受益一生。

那是一个通讯技术仍然落后的年代，在英国的留学和生活经历，让他早于其他人接触到了先进的足球理念。归国后，由于彼时的欧洲足球没有职业化概念，波佐在身兼数职，从事主业之余，只能将足球当成一种奢侈的爱好。他的倍耐力轮胎公司的部门经理，同时还是一支新成立的足球队中的球员兼助理教练。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球队的创始人正好是波佐在留学瑞士期间结识的朋友，阿尔弗雷多·蒂克——波佐帮助他在1906年创立了都灵足球俱乐部。

球队成立5年后，波佐晋升为都灵队的执行总监（也就是如今的技术总监），同时他还兼任都灵足协秘书长。技术和职权一手在握，都灵队很快在亚平宁足坛掀起了一股足球新浪潮。

几乎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长官们赏识。他的任务是以主教练身份率领意大利国家队出征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此时的波佐年仅26岁。可惜他在位时间只有短短3场比赛，由于奥运会上战绩不佳，他很快便引咎辞职。

回到了公司的波佐准备专心运营俱乐部。在此期间他多次前往英伦，从联赛体系更完善，并普遍开始私底下给优秀球员“棕色信封”（里面装着现金，被认为是足球职业化的前兆）的英国足球汲取养分。然而正当他的俱乐部构想逐渐成型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波佐以中尉身份入伍，战场上的实战经历丰富了他的战术理念，也让他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他开始总结2年前奥运会上的失利原因。此时的他开始意识到，“意大利的足球的落后是因为意大利人只把足球当做一种游戏，而足球绝不应该只是一种游戏。”这一点在他日后的执教风格上，开始有些体现。

一战结束，波佐再度回归公司和俱乐部。优秀的履历，上层人脉再配上军衔加身，为他赢得了第二次重大机会：再度以主教练身份率领意大利国家队出征1924年奥运会。由于世界杯直到1930年才诞生，因此奥运会是那个年代最高级别的足球比赛。这一次意大利队确实有所突破，但最终仍然被瑞士队挡在四强门外——不出意外，大赛之后他再度离职。

再度回归公司和俱乐部的波佐很快在生活中遭受重大打击，他的妻子因病离世。一番思想斗争后，他索性离开家乡，放下在都灵的荣誉与身份前往米兰，以AC米兰主帅身份重新开始。

很快，意大利足协第三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波佐，此时决定对国家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正所谓不破不立，除了洞悉手下每名球员的特点，他还顺应时代潮流开始思考引入“归化球员”，以弥补本土球员在技术层面的群体性不足。

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在意大利身上照搬英国足球的战术体系，其实并不合适。于是他开始着手改良流行了几十年、被傲慢的英国人认为是足球唯一正确踢法的2-3-5阵型。

启蒙后世的战术革命

英国足球的心脏是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西北地区，利物浦、曼彻斯特、普雷斯顿、布莱克本、布莱克浦等俱乐部都是早期足球战术革命的温床。英国足球博物馆就最初建在普雷斯顿，日后搬迁至曼彻斯特。

1884年，普雷斯顿足球俱乐部首创了“2-3-5阵型”，在业界它还有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金字塔阵型”。到了19世纪90年代，2-3-5成了英伦所有球队的标准阵型，并借着大不列颠强大的海运与殖民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

与6~8名进攻球员配2~4名防守球员（还被鼓励积极前插）的原始足球不同，2-3-5首次以整体思维思考足球，它首次让球队阵型达到攻守平衡：当球队防守时，两名防守球员负责看守对方的内锋（通常有2~4人）；而中场的三名球员则负责防住剩下的几名前锋。位于中轴线的中卫球员，是这个阵型的关键人物，不仅协助球队的进攻组织，还需要盯死对手最具威胁的进攻球员——中锋，被认为是日后“自由人”角色的雏形。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乌拉圭和阿根廷，就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上使用这个阵型，并分别取得冠亚军。

但这个阵型存在破局难题，即当对手和你使用同一阵型时，很容易成为“长刀互捅”。于是如何从本方禁区将皮球快速传到对手禁区，避开“长刀”攻击，用“短刀”快速结束战斗的战术思想，开始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一代流行，他们被称为“多瑙河学派”。

“多瑙河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国家队主帅迈尔斯和当家球星辛德拉尔。他们的巅峰之作，是从1928年到1933年间创造了连续14场的不败神话，是欧洲足球史上第一支称得上“伟大”的国家队。“多瑙河学派”的基础仍然是2-3-5，但团队更讲究短传与个人突破，神来之笔是将一名进攻球员回撤到中锋身后——此举被认为是前腰这一位置的雏形。

而我们的主角波佐，此时则开始在意大利国家队身上实验一种攻防更为平衡，攻防衔接更为流畅的新阵型——2-3-2-3，业界被称为“条理阵型”(Metodo）。Metodo的战术基础仍然是2-3-5，但它是“多瑙河学派”的衍生产物，因为它不仅保留了前腰的概念，还多配上一名前腰协助进攻组织。

波佐真正划时代的改造是在后防线上，他意识到球队需要压制对方的中场以取得人数优势，于是3名中场在防守时会适时回撤，并在两名中卫身前形成第一道屏障。

较之以往的阵型，Metodo加强了防守能力，并首次提出了“攻防转换”的战术概念。是日后链式防守、快速防反和4-3-3的思想土壤。

如今的足球是一场模仿游戏，波佐所处的那个年代信息扩散速度还并不算快，于是，他依靠这套独创战术接连征服了1934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

内外交困下的成功卫冕

一战后的意大利与德国内忧外患纷争不断，经济下行严重，百姓民不聊生。民众此时急需要一名领袖，依靠“强人政治”来统筹国家散落的凝聚力，摆脱国家颓废的现状。因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

墨索里尼是个搞内政和经济的专家，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发展很快，修建了国家的现代基建：火车站、邮局、法庭、大学、工厂、疗养院......下一步，他计划借助体育的力量来传播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足球这样的情况下被动成了他的重要宣传工具。

于是意大利主办了第二届即1934年世界杯，与以往的“游戏”不同，这是波佐人生经历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领袖给他布置的任务是夺冠。在通往夺冠的道路上，主打2-3-2-3的意大利队连克传统强队，1/4决赛阶段他们1-0小胜西班牙晋级。之后的半决赛，他们击败了如日中天，主打“多瑙河学派”的奥地利，涉险过关。

决赛场上，意大利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波佐的前腰战术在加时赛阶段发挥关键作用：抓住捷克斯洛伐克后卫体能下降、精神不集中的契机，意大利队一次直传刺穿对手防线，前锋一蹴而就，2比1！意大利队获得了1934年世界杯冠军。赛后他被欢庆的球员们扛在肩膀上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世界杯历史影像集中。

尽管墨索里尼几乎满足了他所有的外在条件，但球场上的波佐绝不容许外人插手，哪怕是领袖也不行。4年后，他踌躇满志地带领意大利前往法国，踏上卫冕之路。

随着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影响力与日俱增，欧洲范围内的反法西斯声音也在增强，意大利球员也因此成了球场上的法西斯主义牺牲品：只要意大利球员一拿球，全场就爆发出嘘声。在权力巅峰疯狂的墨索里尼不容许其他人的质疑，因此他在给球队的出征电报中威胁道：赢球或者去死！(Vincere omorire!) 。波佐和他手下的球员们已经没有退路。

1/8决赛对阵挪威，意甲历史射手王皮奥拉直到加时赛才完成绝杀，2比1艰难晋级；四强战对阵东道主法国，意大利人收缩防守，波佐的战术再次奏效，皮奥拉梅开二度将东道主淘汰出局；半决赛场上，意大利2比1击败了尚未摸索到足球正解的巴西队。

决赛场上，波佐再一次遇到了一支“多瑙河学派”的队伍——匈牙利。作为波佐最为倚重的“前腰”，梅阿查两次精妙短传完成两次助攻，帮助意大利最终4比2完成卫冕，波佐因此封神。事实上自波佐接手的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间，波佐率领的意大利除了收获两届世界杯，还将一次奥运会和两届中欧国际杯（欧洲杯或称欧锦赛的前身）收入囊中。能阻止波佐和意大利队的，只有突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空难摧毁了他的球队

1948年，在位19年的波佐选择离开教练席，但他并没有远离足球场。退休后的波佐回到家乡都灵，并赶上了信息潮流，在La Stampa报（原名《皮蒙特报》）成为一名体育记者，甚至还亲自前往现场报道了1950年巴西世界杯。值得一提的是，La Stampa是意大利现存历史悠久的报纸之一，1867年创办于都灵，发行量仅次于我们更为熟知的《晚邮报》和《共和国报》。

担任记者期间，他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场痛苦的道别。1949年5月4日，刚结束拉丁杯比赛的都灵足球队乘坐飞机从葡萄牙返航。此时暴风雨来袭，飞机多次降落失败，当飞行员再次尝试着陆，却酿成了弥天大祸。飞机撞在了都灵市郊海拔670米的苏佩加山上，全机包括18名都灵球员在内的31人全部遇难。

由于当时没有DNA识别技术，空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波佐还被要求赶到现场去指认尸体。要知道，这些面目全非的尸体都是经过他一手提拔进国家队的弟子，其中还包括大批都灵队嫡系。威震欧洲足坛的“大都灵时代”随着此次空难落幕，以都灵队为班底的意大利国家队也元气大伤，自此走下神坛。1968年，恢复了近二十年元气的意大利队终于在本土夺得欧洲杯。老人心愿已了，在几个月后安祥辞世。

1986年，波佐诞辰100周年之际，都灵体育场更名为维托里奥·波佐市政体育场。2016年他的家乡小镇蓬德拉诺，为他专门开设了一座波佐博物馆，用来铭记他的伟大成就。

媒体如今报道那个年代的意大利队，仍会标签化地配上意大利队集体敬纳粹礼的照片，据说那是波佐的要求，是他坚称的爱国主义——尽管我们无从考究他是否真心。如果坚持从道德的维度来衡量，波佐的伟大始终无法摆脱争议，这无疑是一种属于足球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