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Managing Madrid，作者斯托弗·麦考马克。

 多年来皇马一直被部分球迷怀疑依靠西班牙军政府支持得以崛起，本文旨在还原历史真相，让受众真实的了解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皇马这支球队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936 年至 1940 年间，白衣军团陷入了一场残酷的冲突之中，这场冲突将使伊比利亚半岛伤痕累累数十年。皇马在这场冲突中的遭遇则是一个混乱、勇敢和毁灭的故事。

1936 年 6 月，皇家马德里举起了他们的第七次国王杯。在该场比赛中，白衣军团早早便以 2-0 领先，虽然被拖回 2-1，但门神里卡多萨莫拉在比赛结束前关键的扑救保证了奖杯的归属。

这是那一代皇马球员七年来的第四座奖杯，对于这支在首次夺得联赛冠军之前的15年没有赢得过重大荣誉的俱乐部来说，这是一个慷慨的收获。 然而，1936年时这支年轻气盛前途无量的马德里队的球员与教练们怎么也无法料到，这场杯赛决赛竟是这一代人最后一次在一起。 

皇家马德里的战时故事分为两部分，俱乐部本身的故事和球员的故事。根据笔者的研究，1935-36赛季的球队阵容中没有人在战争中直接阵亡（指战死沙场），但有少数人接近死亡。 

（1）球员们的故事

那场杯赛皇马的英雄，主力门将里卡多·萨莫拉 (Ricardo Zamora)在内战期间被一名左翼极端分子持刀抵住，就在他以为自己将被杀害之时，该男子认出了他，随即放下刀并拥抱了他。这名可能的凶手是一名马德里球迷，两人在分道扬镳之前就萨莫拉在俱乐部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萨莫拉在战争结束前第二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当时他在托莱多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他的名人身份再次救了他的命，他最终逃到了法国。

另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发生在皇马球员雷吉罗兄弟身上。路易斯和佩德罗·雷吉罗分别于 1931 年和 1932 年从皇家社会转会到马德里。两人在职业生涯中都是杰出的球员，尤其是路易斯。哥哥成为皇马的队长，并且是第一位在 1934 年世界杯上进球的皇马球员。

他们兄弟二人都是激烈的共和党人，在战争爆发时，兄弟俩和俱乐部队友埃米利奥阿隆索参加了慈善比赛，以支持共和党的战争努力并帮助那些因战斗而成为孤儿的人。战争接近尾声时，西班牙北部成立了巴斯克政府。这个战时国家的总统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 (Jose Antonio Aguirre) 提出了一个想法，即组建一支旅行的巴斯克球队来为战争筹集资金。由于这三人都是巴斯克人，因此皇马三人组入选了球队。 

最终，三位皇马球员带领球队完成了一次成功但苦乐参半的欧洲之旅，因为在旅途中，随着战事发展，他们越来越清楚球队不会受到欢迎回家。（右翼支持的弗朗哥国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因此三人支持的左翼共和军即将败北）尽管如此，这次巡演还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它向世界展示了西班牙不仅仅属于西班牙人。

 “随着佛朗哥的造反，（在西班牙）再也不可能踢足球了，”雷吉罗谈到这次巡回赛时说， “然而，我们迫切需要让世界其他地方知道我们巴斯克人与某些人的不同之处。想让我们成为。正是这个想法激励了我们在国外比赛的场馆内外，在球场上赢得了比赛，并在场外赢得了同情，朋友与尊重。”

1937 年 10 月，这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巴斯克队继续受邀前往美国巡回演出，并访问了古巴、阿根廷和智利等地，甚至在 1938/39 赛季参加了墨西哥顶级业余联赛，获得第二名。

内战结束后当足球重新回到西班牙时，雷吉罗兄弟都留在了墨西哥，他们的许多队友也都做出这个决定。导致战前那只皇马的球员未能重返球队的原因有许多，有些人担心如果他们返回西班牙会被捕或更糟，例如，皇家马德里队中曾有许多匈牙利球员，他们在冲突期间回到了祖国，如果他们试图返回西班牙，他们可能会冒着被驱逐出国的风险。（匈牙利当时处于由苏联领导的左翼阵容）

 （2） 皇马俱乐部的故事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皇马主席拉斐尔·桑切斯·格拉正在休假，尽管他之后回到了马德里，但再也没有回到俱乐部。他在 1936 年 8 月的时候辞职，领导权之争由此变得异常复杂。皇家马德里试图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这似乎是徒劳的。

 格拉辞职后，皇家马德里被西班牙政府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由胡安·何塞·巴列霍（Juan Jose Vallejo） 领导，并于 1936 年 8 月 5 日在对阵马德里竞技队的友谊赛中正式成立。由于胡安·何塞·巴列霍是一名军人，因此在内战期间他忙于战事，几乎无暇顾及皇马的运作。西班牙体育联合会的巴勃罗·埃尔南德斯担任球队的技术顾问，他也被视为事实上的主席。

1936 年 11 月，巴列霍将权力移交给安东尼奥·奥尔特加 (Antonio Ortega)，另一位西班牙共和军人，同时也是一位内战英雄。

奥尔特加因西班牙内战早期保卫马德里而成为共和军政府的英雄。他在 1937 年至 1938 年期间担任皇马主席大约一年，据说在随后被怀疑为是苏联间谍后被解雇。无论是胡安·何塞·巴列霍还是安东尼奥·奥尔特加都没有被皇家马德里正式承认为俱乐部主席。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马德里被用作共和军一方“粗鲁的宣传机器”。皇马的查马丁球场（伯纳乌之前皇马的主场，位于马德里查马丁区）被用于慈善友谊赛、军事示威和体操赛事（几乎各类活动）。俱乐部工作人员将一天的工资捐赠给共和党的军队进行内战，在内战期间只有拥有共和党执政联盟成员资格的俱乐部成员才被允许进入俱乐部场所（尽管这并没有严格执行）。

1937 年 5 月，皇马球员在赛前向西班牙共和党致敬。

皇家马德里确实在内战期间尝试过继续踢球。当西班牙联赛暂停时，像加泰罗尼亚锦标赛这样的新赛事在受战争影响不大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帕科布鲁的管理下，皇家马德里也申请了参与加泰罗尼亚锦标赛，并成功说服了该联盟中的大部分球队让他们在满足一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加比赛。然而，巴塞罗那拒绝了马德里进入联赛，并表示，他们拒绝马德里参赛的原因是为了保护锦标赛的地区精神。

皇马在战争期间的沉默最终对他们有利，因为当战争结束时他们无需向新政府解释太多自己曾经的角色。在委员会接管之前，皇马跟随其他西班牙俱乐部的步伐进行了主动充公（self-confiscation），即全权向政府出让所有权及管理权以帮助战争。战争结束后，皇马的说法发生了变化，称他们主动充公是为了从左翼极端分子手中拯救俱乐部。

西班牙内战于 1939 年 4 月 1 日结束，马德里沦陷。从皇马的角度来看，这是毁灭性的。1935-36 赛季球队阵容中最终只有四名成员在内战结束后回到了皇家马德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战前都是板凳球员，因为许多先发球员要么退役，要么在战争结束后在其他地方踢球（其中一人甚至搬到了巴塞罗那）。

皇马主力门将萨莫拉就再也没有回到皇马效力，这位曾经的皇马门神在逃到法国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西班牙足坛踢球，他在法国球队尼斯效力一年后选择退役。他在西班牙足坛被称为神(El Divino)，在1929年，而西班牙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他的胸骨被对方球员撞断，但他在受伤的情况下继续带伤作战。最终西班牙以4:3赢得了比赛。而他在受伤后仍坚持上场的意志力令世人敬仰，让西班牙成为自英伦三岛以外第一支击败英格兰的国家队。 

尽管1936 年的球队没有一人在战争中阵亡，但并非所有前马德里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如此幸运。蒙钦·特里阿纳 (Monchín Triana) 曾在 1928 年至 1932 年间为皇家马德里队效力，他曾是马德里竞技的历史最佳射手，后转投皇马帮助球队获得了历史上首次西甲冠军。他于 1936 年与他的两个兄弟一起被西班牙共和军处决。 

皇马前副主席贡萨洛·阿吉雷和财务主管瓦莱罗·里维拉战后都被佛朗哥的军队处决。战时的皇马实际主席安东尼奥·奥尔特加 (Antonio Ortega) 也被处决，但他不是按照惯例行刑队，而是被绞死（用一根细弦勒住）。战前的皇马主席拉斐尔·桑切斯·格拉 (Rafael Sanchez Guerra) 入狱并流亡国外，而他的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被捕了。只有埃尔南德斯·科兰多 (Hernandez Corrando) 幸存下来，他对政府解释说他对会员名册的管理是为了保护俱乐部免受“红色威胁”，并留在俱乐部担任秘书。

皇马主场查马丁球场遭受了数万比塞塔（西班牙货币）的破坏，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重建。白衣军团的家在内战接近尾声时已成为战俘处理中心，球场变成了一片菜地，留守的工作人员胡安卡洛斯阿隆索只能住在更衣室里。

1943年佛朗哥军政府选出新的董事会，前皇马球员及皇马经理圣地亚哥-伯纳乌担任主席。在就任后，伯纳乌抱怨大部分他所需要的球队工作人员以及部分球员都在监狱里，导致他重建皇马之路显得困难重重。 。当然，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皇马在伯纳乌的带领下最终成为了欧洲足坛最富有盛名的俱乐部。

多年来伯纳乌一直因为内战期间效力于西班牙国民军而被部分球迷所诟病，然而事实上他在内战期间从未站上战场，作为一个前足球运动员出身的他承担最多的任务仅是接受守军离去的城市时进行秩序维护以及给老人指路。

而他在战后的军政府时期，也曾多次令当局恼火。他曾邀请流亡的西班牙王室观看皇家马德里在瑞士进行的欧冠比赛，也曾在弗朗哥的好伙伴米兰·阿斯特雷将军试图非礼一位观赛的外交官妻子时义正言辞地予以阻止，阿斯特雷恼羞成怒一度邀请伯纳乌进行“手枪决斗”，最终伯纳乌在西班牙体育赛事负责人莫斯卡多将军的保护下才得以成功脱身。事实上，伯纳乌与佛朗哥的会面很少，其本人并不喜欢政治过多参与足球，因此大部分会面都是官方性质的。

多年过去，尽管皇马重新完成了崛起，尽管大部分皇马球员都回归了正常生活，但那支1936年的皇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在内战中皇马球员曾分为左翼与右翼支持者，但有一点无法否认，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所有的皇马球员都是那场战争永远的受害者。